安德烈·德朗和库尔贝的调色板（下）
艺术家们经常在艺术史间来回穿梭；在画室里，所谓的线性关系几乎没有什么意义。通常一个艺术家回首往事是为了继续前进，就像隧道白蚁——按照曼尼·法伯令人难忘的表达方式——朝着仅凭直觉感知的东西前进。当你看到的时候自然就会知道，如果你运气好，并且保持警觉的话。有个著名的故事：一位艺术家在卢浮宫的台阶上发现毕加索，“你在这里干什么？”大师回答说：“去买东西。”
静物
安德烈·德朗
布面油画
92cm x 71cm
1910年左右，德朗开始了一股创作静物画的稳定的清流，并一直持续到生命尽头，这些作品显示出德朗追求一种在十四世纪的绘画和壁画中发现的沉重而执拗的物质性。你可以感受到一条长长的影响链：哥特式和罗马式绘画；埃尔·格列柯和西班牙巴洛克；皮耶罗和早期文艺复兴，以及后来的许多变体，特别是佩鲁吉诺——所有这些都提供了一种冷静、庄严甚至充满灵性的范本。在德朗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还可以依次感受到其他画家的回响：普桑、柯罗、凡高。他的色彩一直在变。鲜艳的野兽派色彩和高效、起伏、开放的笔触，让位于深色的地色调、灰色、深红色、灰蓝色、赭色，还有取代了粉色和黄色的肮脏的白色。他采用了70年前库尔贝肖像画的主色调（毕加索也将在1930年代和40年代接受这种联盟）。他的笔触变得柔和，甚至谨慎；色调混合，对比弱化——具有很高完成度的绘画，就像十九世纪和更早的风格。德朗一直在用一种新古典主义的风格铸造他的主题，这似乎是为了把绘画从喧嚣的时事中转移走；他想投射一个更加永恒的艺术家形象。
自画像
古斯塔夫·库尔贝
45cm x 54cm
1843-1845
人们很容易把责任归咎于战争，虽然他的转变始于他被征召之前——这是他第二次被征召，时年35岁。他在战壕里待了四年，1919年回到巴黎，有了这段经历，必定更加容易从总体上拒绝现代性——看看它带来了什么吧。事实上，文化生活的一次重大调整正在各个领域展开，到1920年代初，德朗已经被誉为新古典主义春秋大梦的旗手，而这正是后来的艺术史家将其摈斥的原因。我们被教导说，现代主义，一般的艺术史，是一个进步和更新的故事，这是一个似乎合乎逻辑，甚至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可是，除了官方叙事，一些最有意思的绘画却被驱逐到了边缘。德朗和毕加索之外，还有弗朗西斯·皮卡比亚（Francis Picabia）、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勒内·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以及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smir Malevich），这里仅举几个例子。他们不仅追溯了艺术史，还追溯了神话、戏剧和古董，以便找到一种更深刻地表达思想及其生活复杂性的形式。这是一个气质和才华的问题，也是一个语境问题，而非线性的进步。在艺术史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超现实主义兴起的这段时间，常被视为对现代主义戒律的退却，一个战争创伤和政治领域神经衰弱所导致的倒退。美学上说，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的解读，更不用说还有失真之处。无论它的起源是什么，我认为德朗在他的新古典主义绘画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将绘画再现的被建构的、戏剧性的本质展现在前景，并声称自己是绘画存在的伟大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不管怎样，这是所有画家都渴望的。德朗试图将古典主义与趣闻轶事结合起来——几乎赤手空拳。他画的是日常生活、窗外风景、周围的人，但他却用一只眼睛盯着他的前辈；凭着一种压缩感和叙事性，人们会把过去的更新版本带到现在。
桌子上的静物
安德烈·德朗
布面油画
115cm x 161.9cm
1904
风景，新墨西哥州
马斯登·哈特利
1923
除了那些已经融入苍穹的欧洲艺术家名单，我印象中最接近德朗风格的艺术家是美国的马斯登·哈特利。比较一下德朗的风景画，例如《教堂的诗》（L’eglise a vers ），与缅因州或新墨西哥州的哈特利的随便哪张作品，你可以感受到一种共同的基因。哈特利也是个高大魁梧，与古老的艺术、诗歌和自然对话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把早期现代主义实验抛在脑后的局外人。两位艺术家都试图在风俗画中找到一种类似精神的情感，这种情感在坚实的构图结构之上部署了一种直接的攻击。奇怪的是：哈特利在欧洲鲜为人知，而在这里，德朗只是一个名字。我认为德朗创作的伟大作品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充满了矛盾和强烈的想要被人接受甚至被爱的欲望，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我特别喜欢他那脏兮兮的白色衣服——白色加上灰色或棕色，这使餐巾或围巾的形状看起来像是从石膏上切下来的，一块铲掉的碎片。
风景，普罗旺斯
安德烈·德朗
1925
